应该说明严羽的扬李抑杜在《沧浪诗话》中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本文做

应该说明，严羽的扬李抑杜，在《沧浪诗话》中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本文做出这个结论，是对严羽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加以探讨之后才提出的。在字面上，每当提到李、杜时，总是左提右挈，似无抑扬之意，但他的艺术趣味却在潜意识地起着作用，所以讨论到其他文学问题，阐述美学标准之时，也就透露出了意向之所在。他的喜好确是偏于李白的创作特点而并不在杜甫这一边的。

关于李白、杜甫诗歌创作水平的高下，自唐代中期起，就已有人对此进行比较研究了。元稹、白居易继承的是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因而持扬杜抑李之论，他们不但从思想内容方面着眼而批评李白，而且从形式技巧方面着眼而褒扬杜甫。白居易《与元九书》曰：“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曰：“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样的评价，显然过于偏激，韩愈《调张籍》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说者以为此诗就是针对元稹论点而发，虽然找不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但其矛头所指，如果说是针对与元、白持同一观点的妄事优劣者，却是不容置辩的。于此可见当时争论的尖锐了。

所谓“属对律切”，就是推崇杜诗在声律、对仗方面的工致。李白在诗歌的形式技巧上下过很大的功夫，诗中也有不少“属对律切”的典范之作，但他天才英特，所作运以灏气，使人读之不觉其工巧。也正因为他豪放不羁，不屑于停留在形式技巧的琢磨上，他的作品，也就并不以律诗见长。按李白今存诗作，古诗占十分之八稍弱，近体诗中，五律还有九十首左右，七律只有十首，内中一首还只有六句。《登金陵凤皇台》《鹦鹉洲》二诗，承崔颢《黄鹤楼》而来，也是介于古风和律诗之间的作品。反观杜甫，情况大不相同。他写了一百五十首左右的七律，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了在此之前同一时代诗人所作的总和，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曰：“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篇制多，一也；一题数首不尽，二也；好作拗体，三也；诗料无所不入，四也；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他作法之变，更难尽数。”说明杜甫于此确是费尽心力，因而后人都以为杜甫在七律这种体裁上创获最多。

不过杜甫也曾写作一些带有古风特点的七言律诗，如《崔氏东山草堂》等均是，但这情况与李白之作又有不同。杜甫写作这类作品，并不是不措意于“属对律切”，而是“脱弃凡近”，要在旧有规律之上更加表现出个人独到的功夫，这里毋宁说是具有卖弄他精于此道的意思。二人对七律的态度也就出入很大了。

韩愈大气磅礴，接近于李白的浪漫主义一派。宋初文人，如欧阳修等，接受韩愈的影响，也推崇李诗，但如王安石等人，已甚推崇杜甫之作。其后江西诗派出，在形式技巧上赋予更多的注意，于是杜甫的成就得到更大的宣扬。黄庭坚举夔州后诗为效法对象，而这正是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后的纯熟之作。其后江西诗派声势日大，几乎主宰宋代诗坛，而杜甫在七律上取得的成就，也就成了毋庸置疑的定论。

严羽提倡诗宗盛唐，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自注：“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这番议论，清楚地表明了他之所以推尊杜甫的理由。因为盛唐诗体大备，而杜甫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前人对此早有“集大成”之称，严羽纵论盛唐一代诗歌，且以此为号召，自然不能不尊重事实，于是他在《诗评》中也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可见这里是就总体而言，同意前人结论，并不是对杜甫创作的各个方面都予以推崇。从他对诗歌创作上的一些具体看法来说，却是更为推崇李白的诗歌特点，这与他反对江西诗派的倾向也是一致的。

明清两代文人一般都推崇盛唐诗歌，受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很大。但是这里也经历着一段曲折的过程。明初高棅编《唐诗品汇》，《明史·文苑传》上说：“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可见其影响之巨。此书即宗严氏之说，以盛唐为唐诗的“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各体诗歌都被推为“正宗”，而杜甫却始终不能享有这种尊号。即如七律一体，李白也称“正宗”，而杜甫则称“大家”。显然，“正宗”乃是后人必须效法的宗师，“大家”则仅言其成就之大而已。《唐诗品汇》“七言律诗叙目”曰：“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律非雅纯，太白首推其‘黄鹤’之作，后至‘凤皇’而仿佛焉。……是皆足为万世程法。”又曰：“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高棅的这种见解，倒真是得到了严羽论诗的心传的。

但是情况后来有了变化。学者如果真要以盛唐诗为楷模，把它作为效法的对象，却又不得不舍李而从杜。因为李白的诗无绳墨可循，很难遵从；杜甫的诗有格律可依，易于学习。于是明代中叶之后，杜甫的律诗也就声誉日高，诗家奉为不祧之祖，李白的律诗则不再受到重视，《登金陵凤皇台》诗更是因为不合律诗规格而受到忽视。如赵文哲《媕雅堂诗话》曰：“七律最难。鄙意先不取《黄鹤楼》诗，以其非律也。……太白不善兹体，《凤皇台》诗亦强颜耳。”即其一例。

《沧浪诗话·诗评》曰：“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李广用兵，神妙莫测，故不可学。“节制之师”，有如程不识之将兵，以其有规矩可识，故可供人效法。严羽的这种意见，内部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他学诗重模拟，《诗法》中甚至说：“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但他举李白为供人效法的对象，则又怎能诱使后人遵从？难怪前后七子之后，逐渐背离其说。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曰：“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说明明代中叶之后，随着创作实践中的大势所趋，理论界也转而推崇杜甫的七律，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律第一之说，也就随之被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