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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曾提出“为政以德”的原则孟子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系统的仁政

    时间:2022-09-18 04:46:28  编辑:快推网  来源:  浏览:695次   【】【】【网站投稿
    孔子曾提出“为政以德”的原则,孟子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同孔子一样,也主张从道德教亚圣庙化入手解决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等政治问题。孟子行仁政的主张是在比较王道与霸道两种对立的统治策略之后形成的。他指出,王道的特点是以德服人,霸道的特点是以力服人。这两种策略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采纳王道、实行仁政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得到

    孔子曾提出“为政以德”的原则,孟子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同孔子一样,也主张从道德教亚圣庙化入手解决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等政治问题。孟子行仁政的主张是在比较王道与霸道两种对立的统治策略之后形成的。他指出,王道的特点是以德服人,霸道的特点是以力服人。这两种策略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采纳王道、实行仁政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得到长治久安。

    孟子强调,行仁政首先应当从经济上入手。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正经界”,也就是划分土地,实行井田制,使每个农民都有一份固定经营的田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只有让每个农民都有一份固定经营的田产,他们十分衷心地拥护仁政,安居乐业,孟子把这叫作“有恒产者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劳动者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必然会起来造反。孟子是最早论及土地问题和政治关系的儒家学者,他把这一问题的解决看成是行仁政的首要条件。

    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很重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著名论断。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巩固的根基,最为重要,所以说“民为贵”;作为政权象征的社稷相对来说倒是第二位的,所以说“次之”;而有了稳固的政权,君主的位置才是牢固的,所以说“君为轻”。孟子这样处理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贬低君主的权威,而是强调民心的向背乃是政权存亡之所系,提醒君主注意争取民心。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尽管没有达到民权或民主的高度,但的确是高瞻远瞩的精致设计,对于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具有指导意义。

    孟子的仁政主张以性善论为理论支柱。他指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善心、良心。善心、良心不仅先王有,而且每个人都有。人生来就有向善的能力,孟子把这叫作“良能”;运用这种能力自然会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孟子把这叫作“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具体地说,良知良能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四端”即是仁、义、礼、智道德观念的萌芽,所以孟子断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认为人性善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正因为人性善,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由于每人保留善性的程度不一样,有着“存之”和“去之”的差异,因而也就形成了君子与庶民之间在人格上的差别。因此,孟《孟子》书影子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主张对庶民进行教化,使他们逐步恢复已失掉的善性。孟子还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只有减少物质欲望对道德本性的侵害,才能逐步地“求其放心”,达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

    孟子的性善论把人的道德意识看成先验的观念,这种理论的提出表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开始。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人性首先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他不赞成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自然人性论,认为这种理论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孟子的性善论突出人的基本性,鼓励人们追求完善的人性,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确立了儒家特有的价值取向。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看待天人关系,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思想。孟子将传统天命观中人格神意义上的天改铸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义理之天”,赋予天道德属性。他认为人所具有的仁义忠信等善良的品格都来自天,“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仁,天之尊爵也。”(《孟子·公孙丑上》)天具有仁义等善性,人性善其实来自天性善。在性善这一点上,天人合一。他指出,只要诚心诚意地扩充人生来就有的善心,就可以了解到人的本性,了解了人自身善的本性也就是了解到天的本性。这就叫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他把“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当作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只有进入这种境界,才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奠定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基础,为后儒重视并加以发展。

    荀子继承孔子“礼”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礼法并重、性恶论和“明于天人之分”的哲学思想。荀子(约前~前)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郇(今山西临猗)人。早年游学于齐国,在著名的稷下学宫多年治学,“三为祭酒,最为老师”,长期担任学宫的领袖。他打破了“儒者不人秦”的先例,曾到秦国实地考察访问。他对军事也有兴趣,曾在赵国赵孝成王殿前同楚将临武君议兵。在晚年荀况受楚相春申君之聘任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他留下《荀子》一书,共篇。其中除少数为弟子所记外,大部出自他的手笔。

    孔子已对周礼作了修改,荀子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从人的类本性的角度揭示礼的起源。人的气力不如牛大,奔跑不如马快,但人却可以驾驭牛马,这是为什么呢?荀子认为这是因为人能够结成社会群体。人之所以能结成群体,是因为人类创造了一套用来协调人际关系的礼义制度。“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正因为人类创造了礼义制度,所以才取得“最为天下贵”的地位。他分析说,礼义的作用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即协调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他给礼下的定义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荀子所说的“礼”其实是指君臣父子各守其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但是,荀子并不主张实行世卿世禄制。他明确提出:“虽王公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的这一主张后来通过科举制度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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